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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13年12月中央城鎮化會議發表了“公報”，2014年3月17日國務院頒佈《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（2014～2020年）》，都將提升中國城鎮化建設質量、避免新一輪建設“毀城”及遏制“千城一面”、“萬鎮一貌”，作為實現“人文城市”的目標，其本質是希望全國城鄉要做深“文化城鎮化”發展的大文章。無論是文化傳承，還是創意發展，其要點都落到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建築文化上。
　　建築與文化無法分隔。古代中國的文化與建築，一直是毗鄰諸國的樣板。我們說要愛護自己的文化，這並非是要在封閉理念中尋找自尊，重在要知曉何為在世界上獨樹一幟的中國建築文化，搞清楚這一點，我們自然會充滿信心，並可有膽識地傳承並向世界解讀中國建築文化。
　　自隋唐以來，以中國建築為中心，形成了包括日本、朝鮮、越南、緬甸、柬埔寨、泰國等國在內的亞洲建築文化圈。明代建築園林學家計成所著《園冶》一書，是他畢生造園經驗之總結，在國外有廣泛影響，被日本宮廷評價為“開天工之作”。再看20世紀建築，北歐建築師伍重設計的悉尼歌劇院已成為世界文化遺產，在其造型設計的多重靈感中，他自己承認有來自中國宮殿對屋頂和台基的處理方式的啟發；2008年北京奧運會主場“鳥巢”方案，源自瑞士建築師雅克·赫爾佐格，其靈感取自中國古代建築窗花的藝術造型；伊拉克建築師扎哈的廣州歌劇院“圓潤雙礫”的大、小石頭設計，也是中國味十足的概念；儘管北京國家大劇院有眾多非議，但法國建築師安德魯表示，他使用了中國“明堂”即“上圓下方，四方環水”的理念。這些建築無論是審美，還是情感的賞析，都給人以深刻印象，作為非業界的公眾，無論你是否喜歡和認同，實際上自覺不自覺地都表徵著一種文化態度。由此我想到，面對中國建築瑰寶，為什麼我們崇尚不夠呢？是教育作祟，還是傳播有誤，或是國人始終未將建築視為一種文化？真正能體味一個文化地產對城市發展與美學價值貢獻的人太少了。
　　90多年前，蔡元培先生就倡導“以美育代宗教”的美育救國之理念，全力推進國民的藝術啟蒙教育，他主張由審美純粹觀照而促使全國人民養成高尚、純潔、舍己為群之思想，直接發起了一場20世紀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，充當了中國現代藝術活動的偉大旗手。建築學家梁思成、林徽因是向公眾普及建築文化教育的集大成者，他們在1950年代便在研究之餘撰寫了大量贊美中國建築文化的文稿。如1950年梁思成在《關於北京城牆廢存問題的討論》一文中，以贊美詩般的語言表達了對古老且又魅力無窮的北京城的認知；他也曾向周恩來總理表示，“環繞北京的城牆，是一件氣魄宏偉、精神壯麗的傑作。它不只是為防禦而疊積的磚堆，它磊拓嵯峨，是一圈對於北京形體的壯麗有莫大關係的古代工程。”上世紀五六十年代，人民日報副刊連載他的數篇文章，談中國建築文化的普及傳承；林徽因也撰寫過大量普及版的建築文化佳作，如1952年她在《新觀察》雜誌上刊出“我們的首都”共計11篇文章，贊美了中國建築文化的博大精深。1952年，兩人在合著的文章《祖國的建築傳統與當前的建設問題》中指出，新中國的建築“應有自己的形式，這就是民族形式”。儘管60多年過去了，但從建築文化的民族性與世界性視點看，從建築文化遺產的傳承與當代使命看，他們的觀念並沒有過時，仍是我們認知中國建築文化的指南。作為一種聯繫，蔡元培認為學校教育是美育之基，而其推行則依賴於都市的設計美化，從中可以看到，蔡元培已將建築美學觀從家庭推論到城市及其公共建築上，這分明是現當代城市建築規劃設計要融入文化之思想的先驅，與梁思成的民族建築文化觀相輔相成。
　　縱觀建築文化普及的方向及要點，至少要關註如下方面建設——
　　其一，觀念要更新。要從建築功能向文化建設上轉變；要從單純尊重環境向同時尊重社會與人的整體觀轉變；要向註重地域和民族文化的重組轉變；要追求建築形式與內涵的不同定位，鼓勵向設計創意轉變；要關註建築與城市現實問題，促進以研究為先導的轉變；要在警惕文化虛火及建設“大躍進”問題中，找到真正為人民建築設計的方向。
　　其二，普及教育要加強。建議從建設“人文城市”視角，編製“國民建築文化教育規劃”及普及讀本；要利用人們對房地產“樓盤”的關註度，使建築文化素質得到一定提升，這種以素質為先的文化普及與提升方式，將是從本質上樹立中國建築文化自信的關鍵策略之一。　　（原標題：在國民教育中普及建築文化）